2018年下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提出促进基建补短板，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也得到不断完善调整。以上措施为地方政府的正常基建投融资拓宽了道路，也为政信类信托项目的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一、政信类信托两大特点

政信类信托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政信类信托指信托公司与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开展的合作业务，这类项目的还款通常会有地方政府或地方财政局做出承诺，或者直接就是以地方政府的债权收益权作为融资标的。多数投向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城市道路建设等。

（一）安全性。这类项目的融资主体通常是地方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或者和当地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企业，这类项目的还款通常会有地方政府或地方财政局做出承诺，或者直接就是以地方政府的债权收益权作为融资标的。在地方财政收入保持强劲增长，增量土地不断创造财政收入的大背景下，投资者通常会认为政信合作信托信用违约风险不大。

（二）收益性。目前政信合作信托产品收益率中枢为9%/年，同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为5%/年，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到期收益率为5.83%，政信合作信托产品收益率显著高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和城投债到期收益率。对市场跟踪密切的投资者还经常能找到部分信托产品收益率显著高于同类的现象--类似房产销售当中的“笋盘”。

首先税收、土地出让是政府偿债的第一来源，但部分边远地区政府税收收入有限，土地出让占财政收入比重不高;即使像东部发达地区区县一级地方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收入，相比地市级也要薄弱许多。投资者需重点考察欠债地方政府当地财政收支状况，选择财政收入较多，财务稳健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信托项目。

此外，对投资者来说最好还能在政府信用背书之外，选择产品设计了融资方回购、土地抵押、股权质押、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等增信措施条款的信托产品，能够以多重手段保障信托产品本息的到期按时偿还。

二、政信类信托筛选标准

1、融资方所在政府的行政级别：通常来说，一个项目融资方所在的地方政府，行政级别越高（在中国政府的特殊制度下，行政级别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调动的政治资源越多，还款能力越强。一般情况下：省级（直辖市）> 副省级> 地区（地级市）>区县级。同时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政治资源丰富，一线城市的政治资源比二线城市政治资源丰富。

2、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一般来说，财政实力包括“GDP”和“财政收入”，相比于分析“GDP”（一般最好在400亿级别），分析地方“财政收入”更加更加实用。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达到100亿或者更高（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不要过度依赖于卖地或者某些收出口影响较大的行业（全球经济下滑和贸易战容易造成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如果单个信托项目的规模不超过财政收入的1/20，这样的信托项目还款还是比较靠谱的。

3、政府负债规模：其实一般来说，中国很多地方政府负债比列差不多，但是还是有极少数地方政府负债比列过高以及还款能力不足（如内地某个地方政府前领导大刀阔斧的搞政绩，造成地方负债远高于其它兄弟平台，留个烂摊子给继任领导）。其实在分析政府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结构，还需要像分析企业负债一样分析政府还款压力期限。如中长期负债（通过发债平台负债）一般不影响信托项目的到期兑付。

4、融资平台以及担保平台公司资质：政府平台分两个主要类型，一个是平台公司现金流能够覆盖流动性负债（自己已经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不再完全依赖政府拨款）独立平台公司，另一种是现金流无法覆盖流动性负债的公司。显然前者更加适合做融资平台。同时再考虑融资平台资质时候，如果融资平台有债券主体评级AA及其以上资质（能够通过发债来筹集资金），这样的融资平台比一般的融资平台好很多。

5、抵押及其担保：政府平台融资，抵押物一般两种，“土地抵押”或者“应收账款质押”。先说“土地抵押”，政府项目拿出来抵押的土地绝大部分“一元钱土地”或者“政府划拨土地”，这些土地都是没有缴纳国税的，抵押率一般就是个大问题，另外要是真的出了风险，不管是信托公司来拍卖土地还是地产开发商来购买土地，都是个摊手山芋（去拍卖某个政府的抵押物很难执行，也基本上没有公司敢买）。再说“应收账款”，说白了就是政府欠平台公司钱，这个就是政府内部一笔账，还款还是看政府财政实力。所以说抵押物这个东西，是便于销售，实际意义不大。最后如果有实力不错的担保公司（如有债券主体AA评级）还是不错的，一般的担保公司，意义不大。

三、政信类信托展望

政信类业务除对信托公司扩规模、增收入、保利润具有重要作用，其实质风险可控、可批量开展、信托报酬可观等优点亦使其成为信托公司更为务实的选择。因此，信托公司后续开展政信业务应主动适应地方政府融资规范，把握好业务发展逻辑和动向。进入2019年，政府债务和平台违约风险得到逐渐释放（得益于强硬的 去杠杆的金融政策），2019年信托（政信类）将迎来新机遇。

首先， 我国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受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乡村基础设施缺口亟待补齐，未来存在大量基建投资需求；

其次， 业务模式创新带来新的活力。近年来，信托公司不断探索新的展业模式，积极发展PPP、“股+债”及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不仅掌握项目的主动权，还能促进信托参与基建项目的多元化发展。

再次， 政策持续利好。基建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了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为了实现互联互通新格局，跨境基建必不可少。进入2019年以来，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板块已在资本市场上得到追捧。从政策层面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稳投资的政策选项中除了继续覆盖传统的能源、交通等基建，对新基建也尤为重视。部分省份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与5G商用步伐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也必然要求新基建的超前发展。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